來源:態℃ 責任編輯:李琦
3月31日華為公布了其2019年財報。財報顯示華為全球銷售收入8588億元人民幣,同比增長19.1%,凈利潤627億元人民幣。
2019年華為研發費用高達1317億元人民幣,占全年銷售收入15.3%,其近十年投入研發費用總計超過6000億元人民幣。
華為輪值董事長徐直軍表示,2019年對華為來說是極其挑戰的一年,但取得了基本符合預期的經營結果。“至少無需發布極具挑戰的年報。”徐直軍開玩笑道。
財報發布之后,徐直軍對財報進行了在線解讀,接受了網易科技等媒體采訪。
徐直軍表示,2020年對華為公司將是最艱難的一年。因為這一年全年華為都處于美國實體清單之下,而且,華為儲備也快用完了,這是全面檢驗華為供應連續性能否發揮的重要一年。
“2020年我們力爭活下來,明年還能發布財報。”徐直軍表示。
對于華為手機在海外的影響,徐直軍表示2019年華為消費者業務受“516禁令”影響(2019年5月16日美國商務部宣布將華為納入實體制裁清單),整體營收減少了100億美元。由于華為手機在海外不能使用谷歌GMS服務,所以華為推出了HMS系統。
“我們期待谷歌應用在APPGallery能夠上架,共同幫助消費者獲得更多更好的應用。我們期待華為5G在海外賣得更多,但我們無法做好預測。要取決于華為HMS在海外生態的建設。”徐直軍提到。
對于美國政府可能對華為再次施壓,甚至將限制華為的全球芯片供應。徐直軍表示:“如果美國政策得以實施,中國政府不會讓華為任人宰割,或者置之不理,我相信中國政府會采取反制措施。”
徐直軍期待這樣的消息是假的,否則后患無窮。因為如果這樣,全球產業鏈任何一個環節的玩家都很難獨善其身。
以下為華為輪值董事長徐直軍回答媒體部分問題:
1、全球疫情蔓延,是否會對華為經營受到影響,華為供應鏈是否會受到影響,應對方式是什么?
徐直軍:我們期盼疫情得到盡快控制,希望所有患者得到康復。在疫情當下,我們會保證華為每一位員工的安全。華為通過了一系列措施保證了員工身體健康安全,在此基礎上相應客戶和政府需求。
中國已經得到全面恢復。短期內供應全球沒有問題。我們不清楚未來疫情發展趨勢,如果說沒有得到有效控制,少數供應商不能得到供應,是否能夠得到長期供應很難預測。我們不希望這種情況發生,我們也會為此做出努力。
2、中國努力恢復常態,疫情爆發是否會讓所處的時代分為截然不同的時代:疫情前,疫情后。在人力資源和業務上是否有一些變化?
徐直軍:是否會分為兩個時代不清楚,但對每個家庭來說都會是永久的記憶。
對華為來說,還沒有時間和精力來考慮未來該怎么改進。目前更多聚焦在確保員工安全情況下,怎么盡快滿足政府和客戶的需求。
大家都清楚大家都在在線購物、在線娛樂、在線會議。對網絡需求大幅增長,對網絡穩定安全運行也提出了挑戰。華為在170多個國家有服務,華為確保網絡安全運營的同時,保證這些服務。
疫情發生期間,華為也發現了在運營管理上的問題和挑戰,驅動我們在疫情之后進行改進和優化。
我們發現即使不是面對面開會也能把會開好,即使不面對面開發布會也能把會開好。我們也發現,對網絡和5G會帶來新的看法。
3、2019年華為5G銷售收入是來自中國以外的市場。美國壓力對5G有哪些影響?
徐直軍:2019年華為5G收入是30億美元,對華為賬面上的影響非常小。
2019年全球5G還屬于啟動期,還未得到規模發展。5G在全球的熱度是前所未有的,從來未有一個技術像5G一樣讓全球每個人都知道。這樣的話,對消費者來接受這個技術節省了大量宣傳成本。
美國對華為5G的打擊,還是對我們帶來了很大的影響。至少給我們創造了很多量。我們不用花大量時間給政府和相關客戶去解釋。我們還有少數2G、3G區域沒有繼續選擇華為的技術。
但我們確實為分中國5G收入有多少,海外5G收入有多少。
4、近日,外媒報道稱美國方面可能出臺措施,限制華為的全球芯片供應。有可能限制臺積電對華為的出售,請問華為如何應對這樣的危機?
徐直軍:我看了路透社的消息,同時我也看到了人民日報的消息:《中國日報》在3月29日發表了社論《美國政府無法扼殺華為》內文提到“如果新措施得以實施,中國政府別無選擇,只能對某些美國公司采取同樣的措施。”
我想中國政府不會讓華為任人宰割,或者置之不理。我相信中國政府會采取反制措施:為什么不能對美國政府實行一些5G芯片、5G手機、5G網絡限制使用呢?
即使在這種情況下,華為和中國公司還可以從韓國三星、MTK等購買元器件。就算華為因為不做芯片而長期發展不起來,也相信中國有很多芯片公司發展起來。華為還是可以從這些企業購買芯片來使用。
如果美國政府任意修改企業產品規格,這是破壞全球生態。美國的這種破壞效應是非常吃驚的。潘多拉盒子一旦打開對全球供應鏈的破壞是不可描述的,不僅是對華為。
我們期望產業鏈合作,為全球客戶提供更加可信的產品。
我期待這條信息是假的,否則后患無窮。全球產業鏈任何一個環節的玩家都很難獨善其身。
5、2019年華為是比較挑戰的一年,2020年華為在透明度上會怎么做?
徐直軍:會按照2019年策略執行。
6、美國禁令和打擊對華為業務影響很大。展望一下2020年業績情況?包括5G銷售在海外受到的困難?
徐直軍:2019年是最挑戰的一年。但我們仍然有接近半年(5月16日前)的快速增長。我們有大量儲備來應對客戶需求。
2020年華為公司將是最艱難的一年。因為全年都處于實體清單下。我們的儲備也快用完了。是全面檢驗我們供應連續性能否發揮的重要一年。
當然新冠疫情是沒有預想到的情況。其帶來的全球經濟衰退和經濟動蕩是我們2020年沒有預測到的新挑戰。由于疫情還在發展當中,我們在確保員工安全情況下,盡量滿足用戶需求。還沒有時間預測2020年的發展情況。
2020年我們力爭活下來,明年還能發布財報。
7、華為5G手機在海外銷售預期如何?
徐直軍:關于5G手機在海外銷售。從去年5月16日之后,我們新手機沒法使用谷歌的GMS系統。為了保護華為全球手機用戶體驗,華為推出了HMS系統。我們期待谷歌應用在APPGallery能夠上架,就像谷歌google Play可以在APPStore上可以下載一樣,共同幫助消費者獲得更多更好的應用。
我們期待華為5G在海外賣得更多,但我們無法做好預測。要取決于華為HMS在海外生態的建設。
8、目前歐洲成為疫情重災區,如何看待歐洲5G網絡建設?如何看中國5G建設的機會?
徐直軍:歐洲5G會延后,疫情多長時間,就會延后多長時間。中國加快推進5G建設,目前三大運營商都在組織招標進程中。我相信三大運營商會完成其年初5G建設量,甚至會多一些。
具體完成多少,一部分取決于他們有多少預算,也要取決于供應情況。
9、華為凈利潤增長速度低于前三年,華為在2019年利潤增速下滑原因?華為海外銷售占比下滑原因?
徐直軍:華為凈利潤下降很容易理解。5月16日被美國列入實體清單之后,我們肯定努力加大研發投入,努力補洞。
大量供應商不能給華為提供補給,華為供應鏈得需要重構。這種情況下,我們不可能維持2018年、2017年同樣的利潤率,不顧生存。我們肯定是先生存下來,補洞。
海外收入占比下降受516之后,谷歌對我們新品提供GMS系統是非常有關系的。我們在中國以外的消費者業務,在516之前是告訴增長,之后快速下降,然后到第四季度稍微有所回升。
去年在海外影響我們消費者業務的收入至少在100億美金左右。
10、華為手機在中國有了很大的發展,華為手機業務如何平衡海內外發展?
徐直軍:我們選擇很簡單。在國內全面推進1+8+N全場景戰略的實施。同時助力打造消費者生態服務。
我們當然希望華為智能手機繼續使用GMS系統,但決定權不在我們手上。我們能做的就是構建HMS生態和APPGallery。盡管很艱難,但也沒得選擇。
華為整個智能終端業務不可能局限在國內,我們努力做成一個全球企業。
11、歐洲多國政府將華為歸為高風險供應商,對華為運營商業務造成的影響?法國、英國目前采取的措施是歧視性的,不公平的?華為怎么應對?
徐直軍:至少公開報道,我沒有看到過哪個國家將華為列為高風險供應商。歐洲多個國家都還在基于事實來做出決策。
我們也清楚網絡安全意味著什么。我們在跟歐洲各個國家政府保持著溝通。一些事情還沒有發生,所以我們不會對沒發生的情況做評價。
12、華為在日本5G方面的策略是怎樣的?
徐直軍:公開渠道上未看到日本運營商禁止使用華為設備。我們跟客戶的政府和監管機構在溝通。我們在日本本來和KDDI和NTT Docomo有合作,我們只和軟銀有合作。我們現在合作比較集中在4G領域,和軟銀也沒有部署過多少5G基站。
我們期待與軟銀有更深的合作,可以從4G延伸到5G。
13、能否更深入談一下如果美國政府一意孤行,實行相關禁令,美國芯片產業會造成怎樣的影響?遭遇怎樣的挫折?
徐直軍:這里我不會做深入的分析。
14、華為在NEW IP方面的戰略是怎樣的?
徐直軍:我很高興,產業界和媒體對NEW IP感興趣了。
NEW IP這個名字是我取的。我們當時正在搞5G研究,NEW RAIDO,為什么不能對應討論NEW IP呢?大家可以查一下現在的IP協議始于1969,發展于1978,已經發展了近百年。原來的IP聚焦于將電腦聯系起來,后來發展到了互聯網,將手機連起來。
這么多年來,沒法滿足快速發展工業互聯網對低時延、安全的要求。5G當初的目標也是滿足不斷增長的移動寬帶的需求,還要滿足工業互聯網的大連接需求。
NEW IP在滿足互聯網需求之外,也要滿足工業互聯網的低時延、大連接的需求。所以NEW IP到現在為止還是研究課題,我們IP專家和全球科學家在一起研究探討。
現在各個國家包括意大利、加拿大、比利時都在自由參與研究,IP面向未來網絡的需求。希望NEW IP能夠在滿足目前網絡需求的情況下,滿足工業互聯網的需求。
希望不要一開始就將NEW IP政治化,沒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復雜,不應該將正在研究的技術問題政治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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